妄想症发作了！

打工仔最怕什么？就是被辭退之后发觉市场上已没有了本身技能的工作。当每一项新科技推出市场之后，发觉到您的技能被科技取代之后，焦虑感油然而生。我的看法是其实“您本身没有被科技取代，而是被掌握或懂科技的人淘汰”。这有分别嗎？当然有，例如以前的士司机都以为可以选择客人或拒載，自从有科技加持的电招司机之后，他们本身就面临了挑战而以前的服务态度就要改正了。

新科技当然令人响往也給予人类更体贴的服务，生活习惯都会因此改变。以前的七十二行业至今天可能是一百个行业了。人类社会中第一次工业革命始於英国令它成为世上著名的“日不落国”。第二和第三工业革命是美国，而在2020年工业4.0始於德国。工作种类也因此而改变，从无到有或有至无。

从蒸汽时代，电气化时代、信息化时代至现今信息化变革产业。生话舊习惯当然面临挑战，富裕者应该很快溶入新生活方式只因他们的财富足以应付新技能所需要購買的新工具。相反的贫穷者会被压榨在某一领域而必须以兩份至三份工作赚取生活费，这是因为舊生活技能被边缘化而收入减少，再加上新工具的费用可能是他们的生活费，他们没时间和金钱去接受新生活技能了。

所以弱势者要依靠国家资源再分配，令同一国家的人民一齊富裕而不是令富者更富，它的计对性分配是多么重要。所以选政府其实是选一个有能力的团队去制定政策、法规、執行和公平分配，而不是选偶像或您所祟拜的人或党派，也绝对不能选到嘴炮。

说了一大推，提醒的是；

1) 当補贴收费站的收费时，你如是弱者或不走那条道路，您又何必高兴或宣揚那是仁政呢？

2) 教育系统的小恩小惠，又何必大事宣传呢？不要忘记教育部一年撥款是几百亿，区区1千几百万元那又是如何鑑定为仁政呢？

3) 当銀行或一家国家企业倒闭时，应不应该动用国家税收救呢？这令人民困扰的问题，我想怎样做都令某些人不滿意。

我就把2008年，美国信用危机爆发之后的結果和它们政府做了什么告诉大家。危机剛开始时，政府不打算出手挽救所以它任由雷曼兄弟投行破产，但这破产令兩间房屋机构(Fannie Mae & Freddie Mac)和大保险公司(AIA)也面临危机，所以最后它们用政府资金解救了。它的后遗症是

I ) 所有面临危机的高管们的薪酬、花紅一分不少，袋袋平安了，也没有一个有被政府控告，而災难赔偿却是人民納税錢。

II) 它令其它大投行从中受益，只因为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可以左右政府政策。他们放空和買入的时间点和政府政策有关連性。

III) 它令国家政府开始大量舉债，只因美鈔的高流动性，成功把这災难丢给全世界一起承担。这就是政府定向救援某一特定领域的結果，当然小国不可能无限止的舉债來应对，相反的是小国人民要承担几年或几十年无力发展的困境。

当以上的现象是常态时，普通平民又如何面对呢？您有存款时而超过法定保险规定时，您当然认为政府应该赔全额。您的存款在法定保险时，当然认为赔偿对税民和贫困者不公平。

当您明白鈔票是欠条时，您擁有太多欠条时就是风险，它可能会腐烂、会不见、会被偷、会被外來因素影响，怎样去处理和减低风险是个人管理的问题。人生在世，什么東西太多都是一种挑战，而如何把太多化为简单就靠个人智慧了。所以我有一个小小愿望如果有太多欠条就把它借給需要的人和做一些古怪的事情，当然对我一窮二白的小混混又怎么可能呢，只能妄想吧了？这就是没智慧的空想，千万不可学。

话说回來，打工仔在失去工作时或市场上特定领域消失时，只因局限自己不接受现实。如果放开執著，專业去摆摊又如何只要得到欠条就可以生活，无愧于世了。

美食、经济

在现今社会或准确一点來说在大都市生活的人，都有外食的习惯。大家都懂得那是生活节奏緊張的必然现象，而馬国擁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再加上三大民族的生活习惯而洐生了各种美食。这不僅僅是人民的幸运，还帶动了经济的发展。当外国旅客拜访时可以无顧忌的选择也令外食的人民有了各种各样的选择。

但不幸的是自从馬国在政策导向錯误和施行力軟弱之下，以低收益产品生产成为主流时，商家只能把人力成本压缩而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大量外勞，漸漸把这低廉人力擴展到每一个领域。

在2008年开始我才发觉到，这现象从建筑领域开始，种植业追随而至保安岗位。那时我就业的公司开始重组，那些当保安友族同事们都告诉我，他们得不到重組公司的職位。我幫他们瞭解了一下之后才知道已经把保安工作承包给一间保安公司，价格便宜但全是外籍保安。遺憾的是我已没权力幫助前同事们了，那时我已明瞭更多的工作已被外籍勞工佔领了。

所以当您享受现今所谓美食，价格並不便宜，也会觉得味道已经改变了也难感受那种幸福的滿足感了。尋找价格公道和美食却成了“网上仙家”们的工作，人们只能依靠仙家们找尋所谓的味道。当这种现象長时间存在时，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轨迹呢？

我的观察点是；

1) 自从在08年发觉这现象时再十年之后，馬股指数从2018年3月的的1870点上下之后，下来几年都一路向南走。是否在金融危机之后，从低廉工资的紅利支撑的经济结构已出现了问题呢？

2) 消费者仿似变得难以適当的价格去选择所谓外勞当家的美食或产品，而補贴成为政府政策的必要性。而人民选舉政府方向会更注重短期利益，而弱势群体更倾向接受可以煽动课题的政党，例如宗教、族群的利益。長期政策不能持续和執行，只因利好的效果对執政党不利，所以大家在这卅年內没有看到大型基础设施落实。大家只能在道路上一起塞、在付费公路上期盼政府宣布免费，或在輕快铁壞时乱罵、机票价格上挑起课题或退休金制度上乱搗。

3) 市场上的工资仿似停滞，人均所得好像停留在某一階段。这在上市公司的业绩看到消费品，娛乐、消遣类公司的股价和业绩停滞。

4) 自雇行业在科技加持下，成为年轻人第一选择，例如网紅、自駕私机，送外賣。这令国家税收受到影响相对令雇员退休基金受到衝击，可以预见的是在60,70,80初的勞动人退休之后，可能提取人数、数额会比交付人数更快、更多。

5) 外勞准政变为大生意，而外勞供应国也因自己国內发展定下更岢刻的条件。

以上种种现象都在疫情期间更明显，只因大批外勞不见了，各行各业都以缺乏人手向政府施压。而疫后媒体报道都以网紅出軌、紛爭、醜闻、政治贪腐、机票价格吵上一兩个星期，只因如此才能收吸引读者。

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体美国，它的股市指数从08至现在翻几倍，从8千多点至34千点。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上升至第二大。当然要和它们对比是不公平但它们都有增长的动力和进步，但为何国內却退步呢？

每一个高官和政要犯罪都指责是政治迫害，也令大多数人相信，为何呢？我本身的看法是因为：

1) 当反对党人员有事时，政府左一句右一句强调他们对贪腐零容忍，把功劳全歸於自己，这就是令人们都相信政府有參予对付特定的人。這犹如某人闯紅燈違反了交通规则，政府宣传是自己的功劳一般，这是不是很可笑呢？

当权政治人员在被问是不是选择性提控时应该说“法律已定下紅線，谁踏过紅線必罚”。不是政府的功勞，政府政策已定下这法律几十年，贪腐被抓是必然性而不是选择题。也不是谁当权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只因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2) 在现今行政和立法不分开，是令人懐疑也不信任的，所以这是必然的指责。

在美食论述中谈到经济萎缩，这是体制上出了大问题。这犹如一輛汽车、船、火车已经破烂了，天才驾駛员也为难也不需要嘴炮。国家需要一个敢創新的领导而不怕丢失权力的工程師，以无畏的精神接受这任务。在现今国际上有鄧小平先生、李光耀先生，在古代有秦国的商映。国家是否有幸可得到这种人材嗎？

洗腦容易，解释难！

有时听了学者们的观点之后，会觉得自己对某些事真的瞭解的不夠深。例如“金钱应该把它定义为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目的”。那最后一句是我从未没想到过的。

还有的是，把整个社会群体分化、細化是资本主义所要創造的環境，这有利于成本低而容易操控某一种课题。

当学者们把他们所硏究、探讨的学问一一表述时，你会发觉到世界上的某些事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來看，而有时令你困惑的问题一时间有了答案。那答案有时並不符合你的价值观但最少可令你有机会深思的觸动。

世上观点无数，但最終結果出来之后社会上自然而然会调整，不再重复以往的錯而选择另外一条方向。血統帝王制的衰败就是最好的例子。

股市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那才能極大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而如今发達国家的股市已成为金钱遊戲的杀場，而小市民往往成了韮菜令大资本家宰杀。

资本自由在地球流动本是全世界的人可以往先进、进步的生活最好的润滑剂，但货币兌換政策的不一致性却令资本家们有了獵杀弱者的机会。

人们是不是应该想

1) 世界上不应该有一种货币独大，那是否应该施行多極化货币通用才能减少掠夺呢？

2) 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政治制度存在，也不应该強制某些地区一定要服从別国的政治制度。百花齐放是令大家都有机会观赏别人的美、好的事物而取強補短是人类的強项也是世界文明的基础，那又何乐不为之呢？

3) 媒体们是否可以选择性報导某件事呢？或主导某些事在无数的日子不停发展下去呢？

4)某些社会的不平等，是不是人类的进化或学问比不上科技发展的速度呢？例如新病毒出现，人们还没开始懂是什么原因，无数的“專家们”已经从电脑上出现，各种谣言满天飞。人腦比不上电脑，而耳朵和腦袋已经有了不知道从那而來的定论，而自己相信的信息变成了个人知识而别人不同的认知都是錯的。这是不是社会的分化和不信任的原因呢？